经济危机形成机制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分析
——基于中介性积累理论
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似乎都与传统商品经济的资本循环理论及其对应的资本积累理论相关联，但在货币资本循环公式（G-W-G’）中， W在当代已经不仅仅只是实体商品了，在将W虚拟化时如何解释商品二重性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没有形体的商品界定与商品使用价值的界定都存在一定的解释困难）。如果，资本循环理论及其对应的资本积累理论仍然需要被坚持，那么W在旧的商品与新的（如虚拟的）商品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东西，使本文可以利用资本循环理论及其对应的资本积累理论，特别是资本积累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这个疑惑使得本文作者展开了思考，并试图在资本及其积累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引出中介性积累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资本及其积累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概念可以分别从经济学和哲学的两个意义上来理解，在哲学的意义上，资本通常会被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或者说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在经济学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就是“社会财富的通过剩余价值的增殖部分”[]。可见，资本的本质实际上揭示了资本积累的真相，资本想要实现它的增殖属性，只有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才能实现。资本积累是“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一）从资本积累的原因来看
资本积累的原因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内在原因就表现在资本家作为“狂热的价值增殖追求者”不停地推动积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外在原因就是资本家在竞争中只能通过扩大资本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竞争迫使他（指资本家——本文作者注）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二）从资本积累的过程来看
从《资本论》的三卷结构可见，第一卷关于生产之于剩余价值形成的讨论决定了有多少剩余价值可转化（马克思在此使用了有机构成理论来论证剩余价值量的生成），第二卷关于流通之于剩余价值的实现决定了多少剩余价值能转化（马克思在此使用社会资本生产比例理论来论证剩余价值量的转化能力），第三卷关于分配之于剩余价值的流向决定了能实现转化的剩余价值有多少能转回资本（而非生息资本、地租等）。
因此，资本积累过程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二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实现，前者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后者是资本积累的目的。所以，资本积累虽然把剩余价值生产环节留到了理论之外，但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作为资本总公式的一环仍无法回避。
二、中介性积累
只要对资本积累过程进行讨论，就可引出“资本积累中介”并论证资本积累为何需要中介和怎样经过中介进行积累。
（一）资本积累中介的引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资本对应的资本积累分为两种路径，一是剩余价值借助G-W-G’这个过程（这个表面看起来公平交换的过程，也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法则），二是剩余价值不需要任何的“中间物”就把△G予以实现，即借助G-G’的过程。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资本积累关键在于W’-G’这一环节，而在一般资本循环理论中，它是流通环节，对此环节关注的焦点在于“销售能否实现”或是“商品资本能否成功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本文更关注的是这一环节中W’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
W’是一个已经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存在物，它可以是只从预付资本处获得价值的存在物，也可以从商业活动中加载外部价值。就某一个微观商品而言，如果它经历了连续的产业资本流通与商业资本流通，它在形态上可能并没有发生改变，但资本积累而言，它的价值量并不相同。本文把这个物质外形相同，但价值量不同的存在物称为资本积累中介[]。
（二）资本积累中介的演变
资本积累中介对于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资本循环及其积累来说，“资本－商品－增殖后的资本”（G-W-G’）主要关心的是增殖后的资本”（G’）的实现，或说△G（△G＝G’-G）作为正数的实现，而对于经过何种W才能实现则相对不够关心。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更在意的是积累是否成功，而对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重视程度则相对弱化。
这一点，就使得资本积累中介存在着由实体财富转化为工具符号的可能（但是，不管中介出现了何种形态的转化，其作为中介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资本积累中介是仍然是资本积累不可逾越的环节），经历实体财富向虚拟符号，实体价值向价值耗散的资本积累过程。就资本循环公式来看，资本积累中介的演变过程就是“资本－商品－增殖后的资本”（G-W-G’）向“资本－增殖后的资本”（G-G’）的转变。就资本积累形态而言，是实体商品向证券、票据甚至是数字化的金融衍生品演变。
（三）中介性积累的实现过程
中介性积累的实现是中介承载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总价值转化为资本，但实际上，其核心环节是剩余价值通过中介转化为资本，非剩余价值的实现只是中介性积累过程不可避免的连带部分——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实现就是中介性的实现。
资本积累的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始，生产了使用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是重新作为再生产的货币（进而再购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即追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只要剩余价值部分转变为了生产的新起始，并具有再度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那么资本积累就可以视为实现了。
中介性积累的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同样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始，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总价值找到的承载体成为了中介，而中介（以下以商品为例）必然分解为劳动力的工资所能购买得起的中介（商品）和资本家留下的中介（商品）——资本积累要求中介资本化，进而抽象地要求前者作为使用价值而后者作为剩余价值的部分。作为产品的占有者，即资本家最终是要将它们交换出去，并试图全部交换到劳动者手里，然而，剩余价值的事实存在注定了劳动者只能获得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交换后使资本家获得了原来投入的货币资本量，而多余的部分如果能实现货币资本化的转换，即商品也能卖出去，那么货币资本就能获得增殖（就资本积累的对应意义而言，多余商品代表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而多余商品的卖出换成的货币就是货币资本的增殖部分）——资本家占有的中介（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那么，这个货币将展开对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追加，并再次投入生产（扩大再生产）。
三、中介性积累实现过程的一般特性
中介性积累实现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一般特性。
（一）中介承载价值可变
前文已经表明的中介承载的价值实际上是“成本”（预付资本与非预付资本产生的非剩余价值部分）和剩余价值。尽管一个中介的“成本”与其承载的“成本”是固定的，但它承载的剩余价值量却是可变的。就价值量的可变意义来说，剩余价值量的可变，就意味着中介承载的价值量可变。
在一定的时间内，中介的“成本”（无论是预付资本形成的成本抑或是中介生产之后产生的成本）不会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中介的剩余价值却可能发生更多的变化。当我们观察作为中介的商品时，一个实体商品在一定时间里生产它的成本几乎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雇佣工资都不会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是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是生产者使用新机器和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不同。因此，我们说不同生产率水平的资本家拥有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生产的同质的商品实质上从个体来看他们的剩余价值承载水平就会有可变性。只不过，当我们说低生产率水平的中介实际上支付了更多的劳动，这种额外的劳动被高生产率水平的中介获得，从而在市场上中介转化过程中高生产率水平拥有者的超额价值获得，相当于说低生产率水平的剩余价值本来生产得更多，但是却转让给了高生产率水平的资本家。所以，从单个中介来看，中介的成本其实在一定时间点内是固定的，但它可加载的剩余价值却是不同的。
（二）中介性的强化
在中介承载价值可变的理论基础上，中介性的实现呈现出一种倾向性：中介性强化。中介性的强化将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加强中介对于价值的承载力，二是中介性积累试图摆脱成本价格[]，即，中介性试图减少固定成本意义上的价值，以便更灵活地承载可变的价值。
首先，中介性积累要求中介加大承载力。在商品经济时代，资本家雇佣劳动力，购买生产资料，生产出了真实的桌子，桌子就是中介，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了桌子，即获得了中介，资本家则获得了超出投入资本的“货币”（资本），因为这个中介，资本家才能获得利润。
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资本家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合理的”价格所换来的真实的桌子这一中介其实可以被改变，因为资本家在意的不是桌子，而是“合理的”价格，但价格却可以因为垄断而削弱了消费者的议价权——所以，无论是制造更差的桌子仍卖出原来的价格还是把原来的桌子卖更高的价格都是资本积累中介的承载力发生变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垄断的权力，把资本积累中介的价值承载力提高了。到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时代，资本家越发认识到资本积累中介可以承载巨大的价值转移，银行和投行在诸多行业进行贷款证券化，只要有人愿意接手，那么这个证券就能转手，就能成交，利润追逐者并不在乎证券背后的中介为何，他在意的是他是否能转手获得他意想中的利润。
其次，试图减少中介的成本价格，或者说，最小化中介的存在。中介性积累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不断最小化中介存在的历史，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根本并不关心通往增殖之路的中介为何，才能实现实体商品向虚拟商品等中介的演变。如果可能，资本主义甚至愿意采取一切垄断手段，甚至回到原始积累式的剥夺去无中介积累，只不过囿于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法则，一种中介仍然是需要的。因此，最小化中介的存在，即最小化中介的成本将是资本主义的选择。事实上，资本主义仍然在最小化中介之外不断地创新资本增殖方式。比如当现代经济世界存在的传销从最初选择少量商品到最后连商品都不要，只从人头费中提成时，我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模式走出了市场经济，走向了超经济的模式，走向了骗局。当这种最小化中介的进程中，中介成本只要仍然大于0，他就仍然表明中介性积累的存在。
无论是何种中介性积累模式，最终都是为了表明对“凭空获得”的疯狂，或者说都是对中介性的强化，并把这种承载的利润再度转成为资本。
四、中介性积累的危机倾向
资本积累中介的演变趋势提示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经济存在着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在经济金融化条件下，上述“脱离”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无限膨胀和扩张，使得过度积累日益加强——由于“资本－商品－增殖后的资本”（G-W-G’）向“资本－增殖后的资本”（G-G’）对于实体中介的“摆脱”给过度积累提供了更好的杠杆土壤——过度积累带来的资本过剩同样会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失去平衡而引致危机。
与之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经济仍然在部分行业存在着“资本－商品－增殖后的资本”（G-W-G’）的传统积累路径，这一路径主要表现在制造业等一系列传统的实体经济行业，由于政府对于经济趋于金融化与虚拟化的担忧，实体经济的某些行业其实仍然在获得政府支持，也在其他固守传统积累模式的资本所有者中坚持。在当代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商品－增殖后的资本”（G-W-G’）对于实体中介的重视，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实体商品的生产过剩，但整体经济趋向于“资本－增殖后的资本”（G-G’）又使得这种实体中介的生产过剩变得难以在市场上出清，因为无论是消费者和未来的生产者都在降低对实体中介的兴趣。这种“降低”的直接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加剧，表现为积累就是积累不足，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积累不足）仍然存在，积累不足也会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失去平衡而引致危机。
因此，本文想要表明的是，当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总体危机倾向是金融式和虚拟式的资本过剩危机，这种危机一旦爆发则十分严重，因为资本主义正在日益倾向于发展金融式和虚拟式的经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辩证思想就是，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就越是生产出毁灭自己的力量，即在资本主义最想要发展的地方，往往也是危机的最可能的爆发地。但是，当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也仍然存在着行业性的生产过剩（积累不足）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虽然未必占主流，但它仍然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新兴行业和不发达国家的传统行业。
所以，从中介性积累理论的发展来看，它存在过度积累和积累不足两种危机倾向，用本文将要表述的核心观点角度来看就是，资本积累中介存在一个承载价值的极限，超载价值与负载价值背离其极限都会使得中介性积累失衡而引致危机，而引致的危机则主要表现为过度积累和积累不足两种危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大卫•哈维，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皮凯蒂著，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简介：傅李琦（1984－），男，经济学博士，中共江西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资助项目：“当代经济危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基于资本积累中介的视角”。
指导教师：周书俊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