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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开拓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方法
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把握中国革命的逻辑，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开拓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方法，即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力量，突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突出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突出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自信心。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一、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力量
毛泽东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后洞悉了一条农民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规律，他曾对斯诺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
毛泽东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研究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揭示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1926年9月毛泽东分析了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1939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研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明确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充分肯定农民战争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并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由于“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农民的战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在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封建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使得他们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及一种统一的政治组织，农民是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可言的，保护农民自身的利益则需要一个能代表他们同时能够主宰他们的政府权力。这种与封建专制王权相互依赖的关系使得他们政治上无法提出新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的革命纲领从而无法推翻专制王权的统治。也“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得农民战争陷入“旧王权 农民运动 新王权”的无限循环。
二、注重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革命不平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工农之间发展不平衡，工人运动在遭到反革命势力残酷的镇压后进入低潮，而农民斗争却此起彼伏；第二，地域发展不平衡，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南方地区。要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战略政策等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认识和研究产生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根源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即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同时，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国内各反动派的势力范围和统治力量在全国分布不均、强弱不平，中国长期处于分裂、不统一的状态。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割剥削政策，每个帝国主义在华都培植一个或几个军阀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于是形成了相互的连年混战局面。这种局面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反动统治的力量，也减少了对革命的压力，使得各派军阀之间不能长期合作，不能进行协调一致地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也为小地方红色政权乘时产生提供了条件，给革命的发展以可乘之隙，这也是中国革命能够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根本的条件。
毛泽东在突出分析近代旧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具体表现之后进而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他还指出：“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在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并发展了不平衡理论，对近代旧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加以研究并得出科学论断，成为其创立民主革命新道路和制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策略等的坚实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突出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突出分析中国革命矛盾的特殊性，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道路，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正在历经苦难的中国指明了一条救国图存的道路。有些中国共产党人也试图复制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显然，这些“左”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研究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且“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他们不懂得，在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为其提供“大致地”、“一般地”战略策略原则，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只能为其提供“大致地”、“一般地”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方向；没有适用于具有不同特殊矛盾的各个国家的“万能钥匙”。各国的具体革命道路、革命对象和具体的战略原则是由各国的不同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需要根据中国特殊的情况制定与其特殊性相对应的革命道路和战略原则。左”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斗争经验是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但是武装斗争到底应该在大城市进行，还是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则必须要根据各国的现实状况和实际情况来决定；俄国十月革命选择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对于和俄国一样处于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是能够提供直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但是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来说，却是“特殊性”的东西。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为了纠正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某些危害革命的错误思想，尤其是教条主义思想，分别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毛泽东认为各种物质运动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同一物质在不同阶段也具有特殊性“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个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并且明确指出：“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 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历史证明，“城市中心论”是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在毛泽东看来，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革命道路的选择也必须要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也必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毛泽东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分析、考察，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四、突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毛泽东运用民族自信心，号召和率领中华民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伟人气魄是无与伦比的。突出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自信心是毛泽东在开拓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条极为重要方法与价值取向。
中国近现代以后，中国历经了一系列战争，但是中国却屡屡失败，封建统治者以割地赔款的方式不断向帝国主义妥协让步，丧权辱国。这使得中国人民在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挫败感和自卑感。“东亚病夫”的消积言论笼罩着整个中华民族，民族情绪极度自卑。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尔后不断挑起事端，企图进一步吞并中国。就此，中日双方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生死较量，在指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突出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中的自信心，强调不要受少数民族失败主义者的理论影响，要重塑中华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将弘扬和提高民族的自信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1937年8月，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贝特兰回忆其与毛泽东的谈话时认为：“在毛泽东对战争问题的全部分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前途的极度信心。这种信心甚至相当的从他的性格上表现出来。”在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有些人对抗战能否取得胜利表示质疑，不少民族失败主义者借机散布“亡国论”，为了进一步明确民族自信心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坚定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毛泽东于1938年11月明确指出，只有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目的。基于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一认识，毛泽东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革命英雄主义相结合，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正因为中国人民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和自信心，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中国人民必然会顽强抵抗直到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直到中国得到全面的、完全的解放，奋战才会结束。“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毛泽东不仅对“速胜论”和“亡国论”予以严厉的批评，他还严厉地批判了部分人中流行的民族虚无主义、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悲观主义等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统一抗战的消积论调，指出它们的根源在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毛泽东同时教育和鼓动中国人民，振作起来，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洪流，为彻底扫除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民族自卑感和民族耻辱感而努力奋斗。
作者简介：阙正红（1987－），女，法学硕士，江西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与若干人物研究。
资助项目：“论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的方法及其当代价值”。
指导教师：张定鑫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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